张景岳学术思想探析

张景岳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山阴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约卒于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一说约1555~1632年)。

在整个中医理论发展史中，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体系居有重要地位，代表着中医理论新的发展阶段。他以温补为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进步和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进一步完善了气一元论，倡导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理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火命门说，对后世养生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张景岳学术思想的形成

要了解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我们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和当时社会哲学发展背景。景岳自幼博学多识，于医之外，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皆能究其底蕴。先世居四川绵竹县，明初以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十三四岁时，随父游历京师，壮岁游燕冀间，后卸职回京，专以医为业。他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对他的学术思想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1.气候环境是温补理论形成的基础东北寒冷的气候环境，是影响长期从军于此的张景岳产生力主温补的因素之一。张景岳对寒热气候有如下描述：“当长夏之暑，万国如炉，其时也，凡草木昆虫，咸苦煎炙；然愈热则愈繁，不热则不盛。及乎一夕风霜，即僵枯遍野。是热能生物，而过热者惟病；寒无生意，而过寒则伐尽。然则热无伤而寒可畏，此寒热阴阳之辨也，非寒强于热乎?”这种对温热的向往，对寒冷的畏惧，符合他出生于温热之乡，又旅

居于寒冷之地的实际心理特点。可以看出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使张景岳对寒冷致病有了深刻认识，给温补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此，张景岳说“予自初年，尝读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未尝不服其高见。自吾渐立以来，则疑信半矣。及自不惑以来，则始知其大谬也”。可见，知阳有余阴不足之大谬，则始自壮年从戎的岁月之中。朱丹溪为浙江人，地处温带，故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以滋阴降火为其长。作为同乡的张景岳，初年时与之同处一地，故“未尝不服其高见”。日后至京师，“则疑信半矣”，不惑之年已在东北数载，感受更是不同，则“始知其大谬也”。

2.军事理论指导医学研究张景岳壮年行军，后卸职回就，专以医为业。长期的军旅生涯对其以后的医学研究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从战事中将士立营布阵，设阵而后战，每能获胜的战事中得到启发，巧妙地将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渗透于中医药学中，首创了医方中的“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分类新法。在《景岳全书》开卷之初的“传忠录”中，张氏将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八纲与八阵并列，并道出原委：“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是编也，列门为八，列方亦为八。盖古有兵法之八门，予有医家之八阵。一而八，之所以神变化，八而一，之所以溯渊源。故予于此录首言明理以总阴阳诸论，详中求备，用帅八门。夫兵系兴亡，医司性命，执中心学，孰先乎此?”“用药如用兵，兵进而粮饷不继则兵覆，攻病而元气不断则病覆。”如此恰当的譬喻，确为温补学说之一大理论依据。非有军旅经历，确难语此，也确难想到此。《景岳全书·本草正》谓“人参、熟地者，治世之良相也，附子、大黄者，乱世之良将也。兵不可久用，故良将用于暂，乱不可忘治，故良相不可缺”，这是用药如用兵的又一方面。

这样的分类法，将古代的军事法引进到中医药学中，借以提高组方遣药水平，启迪人们学会灵活的用方法则，是一个大胆创新。它不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且在方剂发展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汪昂的“二十一类”、程钟龄的“八类”分类等法，均是在其基础上的发展。张景岳不但在分类法上应用军事理论，而且在临床诊疗中将精思、果敢、智圆、坚守四个方面作为医者的基本素质，可见军旅生涯对张景岳的医学思维、辨治特点都有很深的影响。

3.军事气质融入临床诊疗张景岳从戎数载，在战事中屡战屡胜，长期的军旅生涯，形成了他果敢精智的气质。张景岳将精思、果敢、智圆、坚守四个方面作为医者的基本素质，谓“不有精敏之思，不足以察隐；不有果断

之勇，不足以回夭；不有圆融之智，不足以通变；不有坚持之计，不足以万全。凡此四者，缺一不可”。其中果敢，是力挽狂澜、起死回生这个关键，是医生最重要的心理素质。故其在《景岳全书·论治篇》主张“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单方重剂，直捣病所。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虚实既得其真，即当以峻剂直攻其本，拔之甚易。若逗留畏缩，养成深固之势，则死生系之，谁其罪也”。当然景岳论治尚勇，但绝非孟浪，必先经过慎密的思考，从其医案中可以得见。“余尝治一少年，素好火酒…因致热结三焦，二便俱闭。余先以大承气汤，用大黄五七钱，如石投水。又用神佑丸及导法，俱不能通，且前后俱闭，危剧益甚。遂仍以大承气汤加生大黄二两、芒硝三钱、牙皂二钱，煎服。黄昏进药，四鼓始通，大便通而后小便渐利。此所谓盘根错节，有非斧斤不可者”(《景岳全书·秘结》)。从中可知，景岳用大黄也是逐步加大其用量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用峻剂猛攻。

(二)宋明理学的影响

理学在宋明时代，确是当时的学术主流，为一切儒者所尊崇。张景岳所处的时代，也正是理学如日中天的时期，张景岳医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宋明理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学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形态中最具哲学性的思想体系，集儒释道三家于一身的理学构建了新的以“太极”为核心、理气相随的哲学形态，吸收了当时发达的自然科学成果，被誉为中国本土的有机自然主义萌芽。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深深植根于理学思想之中，运用理学家的观念对《黄帝内经》作了全新的诠释，著有《类经》等书，并成为后世医家学习和研究《内经》的范本。张景岳认为，“入道须从性理，明心必贯天人，谟烈圣贤大德，图书宇宙长春”。张景岳由于兼通理学与医学，在对《内经》的重新注释中可以看出，里面引文颇多，内容涉及至道、心、性理、天人等，无不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

1.周敦颐太极说影响周敦颐《太极图说》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张景岳在《类经·阴阳类》中明确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著名论断，认为宇宙的形成是由太极之一气，一分为二，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乃构成万事万物的根本。他说：“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故阴阳为天地之道也。”(《类经·阴

阳类》)同时，张景岳认为“一分为二”乃万物化生的根本之理，他说：“万生于一，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以三百八十四爻，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而交感之妙，化生之机，万物之数，皆从此出矣”(《类经附翼·医易义》)。显然，张景岳这种“一分为二”的思想受了周敦颐太极说影响很大。张景岳认为所谓命门，就是把人体看成是一个小的宇宙，这一学说就是由太极学说逐步发展而来的。早在金元时期，刘完素第一次把命门和相火联系起来，赋予命门二字新的内涵。其后，朱震亨进一步阐发肾命相火学，指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张景岳继承前贤，对命门说极为重视，并且作了新的发挥，其所著《类经图翼》便将《太极图论》置于卷首，把命门比作人身的太极，代表着生命的根本。总之，命门学说与太极学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张载“太虚即气”的气本论的影响张载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和气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所谓的太虚只不过是气的另一种称谓罢了。一切存在的基质，在成形之前，由于浑然清疏，故而称为太虚。太虚和形成天地万物的气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太虚总会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天地万物。张景岳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大气者，太虚之元气也，乾坤万物无不以应”。张氏指出元气亦为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但他对人之元气的认识绝非限于此，认为“人身之精，真阴也，为元气之本”。“肾有精室，是曰命门，为天一所居，即真阴之腑”。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命门乃“精室”、“真阴之腑”，为元气化生的场所。元气不仅由其“真阴”所化生，还是实现命门生理功能的物质载体，进一步将元气分为元阴元阳两个部分：“元阳者即无形之火，以生以化，神机是也，性命系之，故亦曰元气。元阴者即无形之水，以长以立，天癸是也，强弱系之，故亦曰元精，元精元气者，即化生精气之元神也”，又曰：“夫水火皆宅于命门，拆之则二，合之则一，造化由而生之，万物由此而生，万物由此而出”。张氏在此明确指出了元阴元阳属性和功能不同，但“皆宅于命门”，揭示了元气阴阳两种属性的生理作用及其互根互用的统一性。张景岳通过命门水火论，使得中国的医学思想有了“气一元论”的哲学基础。这表明，医学思想开始完成它的哲学化，这一过程与理学的形成相类似，可以说是医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变革。

3.阳明心学的影响明代中后叶，阳明心学兴起，成为当时影响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思潮。王守仁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包括“知行合一”、“心外无物”、“致良知”等著名观点。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说：万事万物遵循一个理字，“散之则理为万象，会之则理归一心。夫病者一心也，病者万象也，故医之临证，必期以我之一心，洞病者之一本，以我之一，对彼之一，既得一真，万疑俱释，岂不甚易，一也者理而已。故吾心之理明，则阴者自阳，焉能相混”。将“心即理”的观点运用于诊病，体现了阳明心学的影响。王学的传播促进了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张景岳在他的医学研究中才能够不墨守成规，而有所创新。

此外，阳明心学对欲望的肯定也在张景岳的著作中有所表现。“滋阴派”的代表朱震亨的学术思想表现出了很浓的程朱理学的痕迹。他认为人的过度欲望是造成阳有余的重要原因，认为君、相火均属阳，因情欲所煽而易动，所以养心以寡欲为要，因为心静则不会为物欲所感，从而使相火不致妄动，因此提出“主静”、“正心”、“寡欲”等修养方法。张景岳则认为朱氏所谓“相火妄动”是邪火，而非正常之火。张景岳认为“阳非有余”，从理论上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因此他提出了以药壮阳的理论，与朱震亨有着明显的区别，体现出阳明心学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这正是温补派重视药补的哲学基础。

(三)完善了气一元论，提出元气分元阴元阳，尤重元阳

我国古代即有气一元论的思想，以气的运动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化与消亡。元气是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认为气是生命的本原，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故曰“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张景岳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大气者，太虚之元气也，乾坤万物无不以应”。张氏指出元气是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在于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故气的生理，贵乎“和”。《类经·摄生类》强调“人之有生，全赖此气”。但他对人之元气的认识绝非限于此，认为“人身之精，真阴也，为元气之本”，“肾有精室，是曰命门，为天一所居，即真阴之腑”，“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此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之化源”。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命门乃“精室”、“真阴之腑”，为元气化生之所，命门是调控人体生命活动之统帅，元气不仅由其“真阴”所化生，还是实现命门生理功能的物质载体。张氏将元气一分为二：“元阳者即无形之火，以生以化，神机是也，性命系之，故亦曰元气。元阴者即无形之水，以长以立，天癸是也，强弱系之，故亦曰元精。元精元气者，即化生精气之元神也”。又曰：“夫水火皆宅于命门，拆之则二，合之则一，造化由而生之，万物由此而生，万物由此而出”。张氏非常强调元阴元阳，尤重元阳：“可见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元气惟阳为主，阳气惟火而已”。张氏在此明确指出了元阴元阳属性和功能不同，但却“皆宅于命门”，揭示了元阴元阳的生理作用及其互根互用的统一性。从病理而言，景岳认为：“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又曰：“正以为气用，无所不至，一有不调则无所不离”，所以人的疾病转机可归于元气的异常变化，“邪气虽强，元气亦强者无害，只恐元气一馁，邪气虽微者亦危”，张氏的“元气论”遵从了万物升化以气为本的思想，突出了命门的特殊地位，对元阴元阳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较朱丹溪、王好古等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与《黄帝内经》中的“气”相比，指出了阴阳——太极之分合是宇宙万物运动的根本规律，是在阴阳一体的前提下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更加具有独立性和主动性。

(四)倡导以阳为主的阴阳学说，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

论景岳论医，首重阴阳。他认为，“为人不可不知医，以命为重也；而命之所系，惟阴与阳，不识阴阳，焉知医理?”他针对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自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认为“阴不能没有阳，无气便不能生形，阳不能没有阴，阴阳二气不能有所偏，不偏则气和而生，偏则气乖而死。”张景岳潜心研究《内经》30余年，编成《类经》32卷，并撰有《类经图翼》11卷、《类经附翼》4卷，这是对《内经》全面、系统的一次分类编述。他认为，阴阳实乃性命之根本，而阳之于人体尤为重要。他根据阴阳互根、水火同源的理论，认为补阴必须补阳，补阳必须益阴。“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善治阴者必于阴中求阳，善治阳者亦必于阳中求阴”。既重视真阳又重视真阴，并把真阴真阳归根于肾命之水火，从而把阳非有余与真阴不足二者统一起来。其倡导的阳非有余与真阴不足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阴阳学说渗透于中医学的各个方面。景岳在阐述医理时，既保持了阴阳哲理，又以其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以及精、神、气、血之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景岳明确提出了“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著名论点。《类经·阴阳类》指出“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故阴阳为天地之道也”，认为这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他在《内经》“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和王冰“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的理论指导下，深人阐发阴阳互根的原理。张景岳将阴阳互根的思想充分应用于医学理论中，体现在以阴阳互根论统摄人体水火以及精气等关系。如论“水火同原”，张景岳说：“道产阴阳，原同一气，火为水之主，水即火之源，水火原不相离也。何以见之?如水为阴，火力阳，象分冰炭。何谓同原?盖火性本热，仗火中无水，其热必极，热极则亡阴，而万物焦枯矣；水性本寒，使水中无火，其寒必极，寒极则亡阳，而万物寂灭矣。此水火之气，果可呼吸相离乎?其在人身，是即元阴元阳。”(《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说明人身之水火即元阴元阳是不可相离的。论“精气互生”，张景岳说：“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景岳全书·补略》)“故先天之气，气化为精；后天之气，精化为气，精之与气，本自互生”(《类经·摄生类》)。精气虽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但在生命活动中，精与气是时刻不能分离的整体：气为阳，阳必生于阴；精为阴，阴必生于阳。因此，生理上阴阳互根，彼此相依，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在病理上，他指出阴阳亏损的证候表现虽在功能低下或形质受损方面各有所侧重，但在病理本质上又相互影响。所以，在治疗上，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此乃“阴阳相济之妙用也”(《景岳全书·新方八略引·补略》)。因而景岳首次明确将“阴阳互济”贯彻到阴阳精气水火不足证的立法组方中，使之与实践密切相关。而最具代表性并为后世医家广泛应用的方剂当属左、右归丸，左、右归饮。张景岳认为“阳非有余”是言人之正气，并从形气、寒热、水火三方面加以阐述。在认识阳在人体重要性的同时，又从真阴之象、真阴之脏、真阴之用、真阴之病、真阴之治五个方面阐述了“真阴不足”。认为阴不能没有阳，无气便不能生形；阳不能没有阴，无形便不能载气，所以物生于阳而成于阴。故阴阳二气，不能有所偏，不偏则气和而生，偏则气乖而死。张景岳既重视真阳又重视真阴，并把真阳与真阴归根于肾命的水火，从而把阳非有余与真阴不足二者统一起来，指导临床。

张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说。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景岳经多年临床实践，逐渐摒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景岳十分重视人体正虚为病，基于“阳非有余，阴亦不足”之说，大倡扶正补虚之理。

(五)水火命门说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命门学说的学术思想最为丰富，同时也是争论最多，至今尚未能统一的重要理论。命门一词，首见于《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篇》曰：“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命门学说，源于《难经》。《难经·三十六难》云：“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诸神精之所舍也，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耳。”《难经·三十九难》云：“命门者，其气与肾通，故言脏有六也。”明确指出命门的位置在右肾，即左肾为肾，右肾为命门。同时指出命门的生理功能有二：其一，命门是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所在，乃“原气之所系”，且“其气与肾通”；其二，命门是男女生殖功能的基础，“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然而，自汉代到北宋的一千多年间，命门学说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始终只被当做肾脏的一部分来看待，肾命一家。自金元之后，随着金元四大家的出现，中医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而医家们对命门学说的深入探讨，也正是此时医学理论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完素首创命门相火说。他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病机论》中说：“左肾属水，男子藏精，女子以系胞；右肾属火，游行三焦，兴衰之道由于此，故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是言命门相火也”。易水学派的创立者张元素在同一时期也论及命门相火，并进一步将之与“元气”联系起来，认为“命门为相火之源，天地之始，藏精生血，…主三焦元气”。此说大大提升了命门的重要性。到了明代，有关命门位置和功能的研究逐渐兴起。如赵献可提出“君主命门”说，他认为，命门位居两肾中间，独立于肾脏之外，是主宰十二官的“真君真主”。认为两肾有形属水，命门无形属火，其位居两肾中间，即“一阳陷于二阴之中”，阴中有阳才能化气而产生生命，而命门火的作用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孙一奎创立“命门为肾间动气”学说。他将理学当中的“太极”理论融人医学中，结合《难经》原气论来阐发命门。提出：“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医旨绪余》)。

张景岳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难经》中的命门学说，对命门的认识有其独到之处。对于命门学说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提出“水火命门”学说。张景岳对命门的见解，主要见于《类经附翼·求正录》中《三焦包络命门辨》、《大宝论》、《真阴论》以及《景岳全书·传忠录》中的《命门余义》、《阴阳篇》诸文中。

景岳认为，命门系“子宫”及“子宫之门户”，位于两肾之间。景岳进一步阐发：“子宫之下有一门，其在女者，可以手探而得，俗人名为产门；其在男者，于精泄之时，自有关阑知觉。”认为女子产门、男子精关即是命门。其云：“夫身形未生之初，父母交会交际，男之施由此门而出，女之摄由此门而入，及胎元既足复由此出，其出其入，皆由此门，谓非先天立命之门户乎?及乎既生，则三焦精气皆藏乎此。”同时，景岳反对《难经》“左肾右命门”说，认为命门非独立的脏腑，但对于越人“命门其气与肾通”颇为赞同，并作了进一步发挥。其云：“子宫者，肾脏藏精之府也；肾脏者，主先天真一之采，北门锁钥之司也。而其所以为锁钥者，正赖命门之闭固，蓄坎中之真阳，以为一身生化之原也。此命门与肾，本同一气。”阐明子宫为肾脏藏精之府，命门与肾本同一气。又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液皆归乎精，而五精皆统乎肾，肾有精室，是曰命门，为天一所居，即真阴之腑。”认为命门系肾之精室，为真阴之腑，蓄有真阴真阳。为进一步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景岳又取《易》之坎卦而加以说明，“坎卦内奇而外偶。肾两者，坎外之偶也；命门一者，坎中之奇也。一以统两，两以包一。是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他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生命的本原，其《类经图翼·太极图论》云：“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也。”而命门则起到了人身之太极的作用，成为人体生命的本原。其云：“道产阴阳，原同一气，火为水之主，水即火之源，水火原不相离也，其在人身，是即元阴元阳，所谓先天之元气也。欲得先天，当思根柢，命门为受生之，为水火之家，此即先天之北阙也。”认为“命门居两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以生两仪，而水火具

焉，消长系焉，故为受身之初，为性命之本”。并谓：“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元精元气是十二脏之化源。由于命门为水火之宅，内寓元阴、元阳，为五脏六腑之本，故在病理上多表现为真阴虚损、命门火衰。“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叠出”，临床上多表现为戴阳证、格阳证以及口渴咽焦、躁扰狂越、五心烦热、消瘅骨蒸、二便秘结、吐血衄血等症。“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临床上多表现为神气昏沉、动履困倦、头目眩晕、七窍偏废、咽喉哽咽、呕恶气短、饮食不化、吞酸反胃、痞满隔塞、水泛为痰、肠鸣滑泄、阳痿精寒、脐腹冷痛等症。

张景岳大量运用太极阴阳理论阐述命门，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太极，是人体生命的本源，统括阴阳、五行和精气。同时，命门兼具水火，阴阳本同一气，水火之于人身，即是阴阳精气，从而把人体阴阳、精气与水火有机地联系起来。张景岳的水火命门学说，将阴阳、水火、精气理论与命门学说有机结合，使中医学的阴阳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推动了命门学说的发展，为其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学的阴阳学说、脏腑理论。(六)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且认为女子五七至七七，男子五八至八八则阳明脉衰而渐至天癸竭，即标志着人体由此逐步进人了老年期，可出现早衰和老年病。《备急千金要方》谓“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面对早衰现象和渐入老年，前贤反复强调了摄生的重要意义，认为决不可在衰老之后再重保养。因为衰老之体，元气大虚，精血枯竭，脏腑亏弱，欲求复壮延年，其亦难矣。张景岳从中医理论出发，深入解析了这个现象的内在机制，认为：“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其在《景岳全书》鲜明地提出了“中兴”养生法。

“中年求复，再振元气”是张景岳关于我国中老年医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元气乃人身根本，且在体内不能永存。人至中年，元气则由鼎盛而渐衰，因而对之更当惜之再惜。但总有人不明此理，“既已失之，而终不知其所以失也”。整日仍忱于酒、色、财、气、功名之中，以至“坐失机宜，变生倏忽”，令元气早衰。故张氏历陈其损元折寿之害，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惜元避害之法，曰：“酒杀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杀可避，吾能不迷也：财杀可避，吾能不贪也；气杀可避，吾能看破不认真也；功名之杀可避，吾能素其形藏也。”(《景岳全书·传忠录·天年论》)张氏这种既正视人的生理和社会需求，同时又提出应当对这些需求有所节制的思想，较之一味勉强无为和压抑人的正当需求的思想来说，无论从认识方面或实践方面均大有进步。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养生学，而且还为处于社会激烈竞争前沿的中年人如何去惜元保元，顺利步人健康的老年时期，以及对中年心身医学的研究，都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张氏“中年修理”的目的是再振根基，中兴延年，亦即“求复”延年。“然求复之道，其道何居?盖在天在人，总在元气，但使元气无伤，何虑衰败”(《中兴论》)。若中年时期“元气既损，贵在复之而已”(《中兴论》)。元气即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和原动力。它由肾中精气所化生，而肾中精气则以父母之精，即“先天之精”为基础，又赖水谷精气，即“后天之精”以培育。先、后二天之精相辅相成，在肾中密切结合即成肾中精气，且在人的生长、发育、衰老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由此可见，张氏所谓再振根基，贵在匡复元气的实质，即是贵在保持真阴真阳的充盈和脾胃的健运。只有精血和形体充盈，元气亦才充盈，故张氏所谓再振根基，贵在匡复元气的实质，又即是贵在保持精血和形体的充盈。否则，“其形既败，其命可知”。

张氏还进一步指出，若能知晓元气、精血、形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于再振根基，“则变化可以无方神用，自有莫测。然用此之法，无逾药饵，而药饵之最于此者，不过数味之间”(《治形论》)。经查，张氏在《景岳全书·新方八阵·补阵》中的一些主要方剂，如大补元煎、左归饮、地黄醴、三阴煎等，以及其医案中习用于中年修理、再振根基之方药中，主要药物有熟地、山茱萸、山药、菟丝子、枸杞、杜仲、人参、当归等。张氏这一见解，对后世医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清·叶天士及清末民初的张锡纯亦多填精养血，固本培元治疗中老年元气亏损。当今科学技术更渐昌明，若能对这类方药，应用多学科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必将对我国老年医学，尤其是老年前期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增添新的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张氏再振根基，贵在匡复元气之说，切不可片面地理解为“补”之而已。应当辨证看待，补虚固能复元，而祛邪亦能保元。